修改人民團體法，刻不容緩

文/顧忠華(政大社會系教授，澄社社長)、陳惠馨(政大法律系教授、女學會監事)

       日前立法院通過集會遊行法的修正案，激起了國人對於解嚴之後所謂「國安三法」制定過程的回憶。所謂「國安三法」指的是國家安全法、集會遊行法和人民團體法，不明究裡的一般民眾可能會覺得奇怪：為什麼這三個法案會湊在一塊？難道人民的自主結社會妨礙到國家安全嗎？的確，在一個民主國家，人民的結社和國家安全應該沒有直接必然的關連，中華民國憲法第十四條更明文保障「人民有集會及結社之自由」，但是在專制傳統的影響下，統治者經常將人民的集會結社視作對政權的威脅，現行的人民團體法仍然有著威權主義的影子，在解嚴後繼續阻礙著結社自由權的普遍行使，貽害深遠。

      人民團體法的內容，反映了不少解嚴前後的價值錯亂，譬如把政治團體、社會團體及職業團體不當地「融一爐以治之」，對於政治團體──即政黨──採取寬鬆的態度，只要向主管機關申請備案即可成立；但同時卻對一般人民所組織的社會團體訂定嚴格規定，要求必須經過許可方准成立。而為了審察社會團體的內部事務，內政部先後曾以行政命令方式發布「加強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法」、「社會團體許可立案作業規定」、「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等等，為理當屬於團體自治的範疇加上種種行政管制與束縛。這些不盡合理的法規命令，數十年來不知讓多少有心籌組社會團體的人士動輒碰壁，也使主管機關的公務員疲於奔命，雙方都抱怨連連。

      我們認為，修改人民團體法，賦予人民完全的結社自由，而政府只做最低限度的監督與管理，已經到刻不容緩的時候了。舉目望去，全球「結社革命」方興未艾，聯合國與各個民主國家莫不積極鼓勵民間非營利／非政府組織發揮參與精神，共同治理愈趨複雜的公共事務。行政院最近提出的「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也強調要「活絡第三部門」，那麼更應該將修改人民團體法列為最優先施政目標，否則社會力量的自主集結處處受到限制，自然無法充分開發台灣民間潛在的活潑創意。

      人民團體法的修改方向，舉其犖犖大端者，厥有下列數項：一、將人民團體法單純化，並以政府儘量減少干預作為修法原則 (有關政黨之規範則應單獨立法)；二、人民團體之設立應由許可制改為報備制；三、降低設立門檻，取消不合理之發起人設籍規定；四、大幅刪減對人民團體自主性的限制，人民團體內部的自治事項，包括章程內容、理監事名額及選舉方式等等，都應交由人民團體自行決定，行政部門無須介入管控；五、取消罰則，回歸一般法規範，不必另行以特別規定處罰人民團體之違法行為 (對於嚴重的犯罪情形，已有「組織犯罪條例」可作處置)。至於詳細修正草案，宜由內政部儘快組成小組限期研擬，並召開公聽會廣徵博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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