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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誰會來關照我/()的未來

張世雄(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澄社社員)

2002.8.19 自由時報


      

閒聊中,朋友談到了他對孩子們價值觀的擔憂。他的小孩今年才剛考上地方上的明星中學,還能有什麼值得煩心的?原來是小孩向他提出安排到一些社會福利機構當志工的要求。這又有什麼不對或不好的?我們的政府不也正在用盡各種政策和行政措施,鼓勵人民無論老幼都來當志工嗎?其中,多元入學的教改方案,還把這種社會公益服務成績,納入推甄考試的計算中。朋友擔心的正是孩子會把自願服務的工作,當成是一種可以算計和累積的「功德」,以避免未來參加大學推甄競爭時屈居劣勢。

    的確,當別人都擁有或多或少的「功德」或「才藝」證書,唯一確保自己不會因此輸在起跑點的方式,就是先把自己的起跑點「調整」到別人的前面。於是不管是入學、轉系、轉校,甚至是謀取教職或工作,實質上做得到的當然最好,表面化的,則是不管用關係或用金錢或用其它手段取得,至少這是一定要的。這明顯易見的問題,當然只是冰山的一角。

    以鬆綁、多元、多樣和選擇等為主軸的教改政策,走到現今最讓人詬病的問題,就是公平和客觀性的喪失。因為強調學生應該擁有消費者的選擇主權時,卻對決定消費選擇能力的社會資本、經濟能力不平等問題,一直視而不見;所謂多樣性能力的發展,至多只存在於一些有資源和資訊管道的區域和家庭;假定中教師組織專業自主性的增加,也在企業績效管理機制中不增反降。即使有了如此的負面作用,卻仍然無助於疏解,甚至惡化了原有那些考試領導教學、學生的升學壓力或社會的文憑主義等棘手問題。再加上政策主導團體一再以強化國家競爭力為由,來合理化教育和研究資源集中於有「卓越能力」的機構,我國的教育制度將成為社會學家所說的社會階層化和不平等的最佳複製管道。 

    用貧富差距來取代或補充了出生地位的貴賤高低,讓金錢和消費能力成為決定個人一切生存機會的基本語言,這是市場經濟高度發展所帶來的現代社會文化情境。價值觀的變化,特別是道德意識的主觀、功利主義化,是這些政策設計視為當然或隱含的起點,更是我們將必須面臨的社會後果。糟糕的是,就在我們將競爭規則修改為對資源充沛者更有利的同時,其實也會讓大眾失去了對公共制度的共同承諾與規則遵守。當社會信賴關係不再存在時,有的就真的只是爭奪私己最大欲望滿足的消費主權者。關於是否會傷害到社會正義,或加深社會經濟不平等,那根本就不存在於消費者眼中的欲望世界。一再使用消費者選擇和競爭的語言,同時也侵蝕了現代國家中公民資格具有相互承認和扶持義務的政治要求,而將社會分解成一種只會利益算計的「高級動物」的暫時組合。 

「是我們改變了世界,還世界改變了我和你。」當代社會文化的急速變遷,讓許多生活其中的個人,或是深感驚訝錯愕,或是茫然無以回應,當然也會有人雀躍舊日價值的道德束縛終於,或即將瓦解了。然而所有的這些似乎突然到來的變遷,其實都已是我們在社會生活的一些個別或共同行動,特別是在政府的公共政策中,有意識或非意圖地帶動著和產生的。只是因為缺乏明確的道德責任歸屬和義務承擔,我們總可以很輕易地把不好或不要後果的歸咎別人,而把自己所要的主觀後果「美學化」或「浪漫化」成不可多得的成就與偉大的突破。 

目前無論是在教改、婦運、社運以及民主化等重大政策性改革運動中,這些個別的發展趨勢都有著類似的特徵,姑且簡單地用一個「新中產階級運動」的概念來形容和描述。這趨勢警告我們道德化一切固然是相當危險的,然而主觀化、浪漫化和美學化社會問題,則讓我們失去共同和共有的將來。剩下的,將是一個只有「我的消費滿足至上」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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