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繼文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副研究員 澄社社員

或許是因為幾百年來都未曾掌握自己的命運，台灣人，不論省籍族群，普遍染有一種焦慮症，就是希望能從細微的線索中解讀出自己的未來。各種明牌、名嘴，都是在扮演這種「預知未來」的角色，關乎國家前途的政治，就更不用說了。甫於前日落幕的北高市長和市議員選舉，就被看作「信任投票」、「期中考」、「總統大選前哨戰」，承載了千斤重擔。現在，選舉結果已經出爐了，我們到底要如何解讀？

從表面上來看，此次選舉的結果應該很容易評判：馬英九輕取台北、謝長廷險勝高雄、國民黨和親民黨市議員選舉南北互見成敗、台聯挫敗、新黨再起。大家也不難對這些結果作出政治詮釋：陳水扁政府仍未獲多數選民肯定，馬英九卻已成泛藍超級明星；扁馬對決，似乎不可免。然而，在眾說紛云的解釋背後，其實隱藏著一個令人深思的現象：這次選舉結果，其實只是再一次地顯現出台灣十分穩定的選民結構。民進黨在1998年台北市議員選舉共得30.3%的選票，1994年則是29.8%。這次台北市議員選舉，民進黨得票率為28.5%，加上台聯後泛綠共計32.2%，和前幾次非常接近。在立法委員選舉部分，去年民進黨在台北市的得票率是33.7%，1998年是35.6%，1995年則是35.5%。兩種選舉或許因為層級不同，使民進黨較易在全國性的立委選舉部分得票稍高，但差別實在不大。

立法委員和市議員選舉採用的是同樣的複數選區制，因此基本上反映出政黨實力的基本面。從另一方面來看，泛藍政黨在此類選舉的表現，其實和民進黨關係並不大。取決因素，除了政黨本身的提名策略，就是泛藍政黨間的實力消長。例如，國民黨或新黨表現若好，最容易受影響的就是親民黨，反之亦然。

至於眾所矚目的行政首長選舉，其實只是這個穩定結構之下的加法遊戲而已。由於勝選者只有一人，選民往往會依當選實力進行棄保投票，政黨也會設法結盟。基本上，在棄保效應中得利的應是有實力的溫和派，而不一定是哪個政黨的候選人；1994年的陳水扁和今年的馬英九都是例子。如果溫和派候選人實力較弱(如1994年的黃大洲)或實力派的候選人意識形態較偏(如1994年的趙少康或1998年的陳水扁)，就會迫使中間選民投向另一邊。今年的選舉，由於發生在藍綠朝野對抗的大結構下，民進黨原本就不容易成為棄保效應或政黨結盟的受益者，再加上馬英九採取「不沾鍋」的模糊策略，民進黨自然成為中間選民宣洩不滿大環境的對象。李應元以一個新面孔能拿到高於民進黨市議員選舉7%的選票，已經很不簡單了。謝長廷在高雄險勝，也基於同樣的結構。

這樣的結構，和台灣特殊的國家處境有關。國家認同原本就是影響台灣存續最主要的課題，近來更隨著兩岸經貿依存度的提高而滲入社會經濟等層面。民進黨對國家認同有清楚的立場但欠缺強有力的政策，自然只能鞏固基本面；泛藍陣營只要反其道而行，就能接收許多選票。至於意識形態較淡的選民往往著重施政表現，但這兩年台灣的經濟狀況實在難以讓民進黨在這方面有什麼斬獲。台灣的經濟困境究竟有多少程度是受到民進黨執政能力的影響？還是因為台灣這種既欠缺尖端技術又不再擁有廉價勞力的國家，在全球化經濟中必然面臨的窘境？這些問題很複雜，超出大多數人的理解範圍，所以只好用最容易掌握的面向來歸因。不幸的是，這個面向正是國家認同。

這樣的結構固然對執政的民進黨不利，卻值得所有企圖執政的政黨保持警戒。國家認同的分歧再加上台灣特殊的選舉制度，使多黨離心競爭和政黨內部的同室操戈幾成常態。不幸的是，台灣施行的卻是半總統制，政黨之間難以孕育出多黨內閣制國家的結盟政治文化；即使有政黨合作，也多是臨時的選舉協議。這樣的政治結構，恐怕無法承受全球化所帶來的巨大壓力。如果不進行憲政架構和選舉制度的調整，所有的政黨都會面臨嚴酷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