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時報 2002年十二月十七日 第十五版
澄社評論

老布希與李登輝

鄭泰安
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研究所研究員 澄社社員

美國與臺灣的前任總統老布希與李登輝，都是剛退休不久的老一輩政治人物，都是民選的總統，都崇信民主政治，都喜歡打小白球，而且也是球友。然而他們表現在政治行為上的差異還不小呢。

老布希退休以後就不再公開過問國事，媒體問他小布希有沒有就反恐戰爭與伊拉克問題請教過他，他答曰: 我已經退休了，又沒有人付我酬勞，幹嘛多管閒事。反觀前總統李登輝則大不相同，他公開批判阿扁政府的農金政策，大聲斥責阿扁總統「只會選舉，不會治國」，充分表露出「恨鐵不成鋼」、「愛之深責之切」的心情。

李登輝退休之後的這些政治行為，讓我想起柏楊先生當年創造的名言「三作牌」，亦即「作之君、作之師、作之父」。李前總統不再是一國之君，不過退居幕後的他顯然仍然以「師、父」自居。我也想起多年不見的另一位老朋友，旅美的華人心理人類學者許烺光院士最重要的學術貢獻之一，也就是他的「夫妻軸」與「父子軸」的學說。許先生認為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傳統農業社會家庭，基本上是以父子為軸心所組成，父與子一輩子相互依賴，以延續香火，父對子由上而下的關照與管教，一直到兒女成家立業都沒有停止的一刻。

西方社會的家庭以夫妻為主軸，子女成長到十五、六歲以後，就得獨立謀生，因此來自同儕與社會關係的支持就變得十分重要。但是這一種支持與來自父子關係的支持不同，它是建立在非血親的、比較理性的、相互尊重的、功利性與/或理想性的考量上。許先生舉了一些典故來支持他的理論，譬如在中國的民間故事裏，孫悟空雖然功力高強，最後還是逃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白蛇傳」裏許仙與白娘娘的愛情總是敵不過法老和尚的反對。而在西方的小說中，男女主角常常是歷經千辛萬苦，最後終於結合在一起，卻見不到代表父執輩角色的厲害人物橫加阻撓。

顯然，封建制度是東方傳統家庭的社會根源，即使臺灣已經進入工業化社會，封建的影子仍然處處可見。在二十一世紀的東方社會，合乎理性而父子之間相互尊重的孝道值得發展，但是傳統式的「三作牌」卻很可能阻礙自由民主與人權的生根發展。前不久，澄社部份社員先後拜訪了阿扁總統與游院長，提出一些建言。在兩個場合，我都強調政黨輪替只是臺灣走向民主自由國家的起步而已，距離真正的民主國家還有一大段路要走。西方國家在民主化過程中經歷過的市民權之解放(civil liberation)，包含了政治、社會、經濟各方面的諸多人權的落實(譬如工作權、教育權、醫療權、環境權、生命財產保障權、司法權、兒童青少年福利、弱勢族群的人權與福利等等)，是各種公會和民間團體奮鬥爭取來的，而民主政黨政治則提供了最好的、由下而上的改革機會。人民唯有經歷這個奮鬥過程，才能真正切身體會自由與民主的可貴和真諦，才能免疫於法西斯政權的死灰復燃。而一個沒有自由與民主根基的國家，儘管當權者由上而下地施行 (共產) 社會主義或社會福利制度，歷史一再驗證這種國家只不過是由一小撮「新階級」所統治的法西斯政權罷了。同樣重要的是，人民的智慧與創造力只有在完成市民權的解放之後，才能充分發揮出來。譬如說，目前政府很多的制度、規章、民法、刑法、人團法、行政命令等等都是過去幾十年威權政治留下來的，其中很多是基於監控、警察 (policing) 的心態，重在防弊，可是多數人也許已經「習以為常」。這些制度如果不改，我國的科技開發恐怕難有好的進展。

人權、民主的教育必須從小開始，這裏有一個有趣的觀察: 近年來返國工作的專家學者愈來愈多，這些人旅居西方民主社會幾十年，深受西方民主環境的薰陶，似乎應當可以期待他們展現民主的風範，成為臺灣民主化的「火車頭」，不過往往其實不然。也許是環境的影響過大，他們一回到威權封建的臺灣社會以後，多半舒舒服服地當起「三作牌」來，可是當他們遇到歐美的同僚、晚輩時，卻又立刻變為理性而民主，其表現明顯地前後不一 (inconsistency)。這種自覺或不自覺地表現出來的「前後不一」，很可能也顯示「自由民主」並未在他們的心態與行為上深深植根，成為一種不易改變的信仰與生活習慣，他們對此恐怕也難有自我反省的能力。究竟在人生發展的那一個階段就應當開始給予民主與人權的教育? 也許得從小開始吧。可是如果長到一個年紀後留學西方民主社會的知識份子仍然無法「脫胎換骨」，而我們的教改又充斥著從國小開始就師資不良的困境 (尤其欠缺重視人權、民主、啟發性與生活教育的師資)，臺灣社會深化民主、釋放人民的智慧與創造力的希望在那裡? 這一切改革的轉機又在那裡呢?

李前總統也是老一輩的留美學者，雖然一生的功過尚未蓋棺論定，但是在臺灣的民主化過程當中，他自有一定的貢獻，他的「臺灣優先」的理念我也贊同。但「臺灣優先」如果是意謂讓臺灣依舊停留在封建的、威權的「三作牌」社會，我當然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