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議會議長副議長賄選案，議長及其夫人已被收押多日，許多議員也大體證實收賄，有的已經競相坦供並爭取緩起訴。整個弊案似即將水落石出，但是若涉案議員多被緩起訴，只嚴懲朱安雄一人，這樣的結果很奇怪。難道除掉朱安雄一人，賄選問題就解決了？連手競選的副議長扶正變成議長，就沒有問題？許多議員可能都被各黨開除黨籍，議會成了無黨籍汙點議員的天下，這個議會顯然會有許多問題。

買票當選議員、縣市長、國代、立委，乃至監委是國民黨戒嚴統治時代的產物，至今仍然是台灣民主政治的最大汙點和禍害。雖歷經陳定南主持下的法務部力行法辦，但這種陰暗骯髒的政治惡習並未盡除，依舊傷害民主政治的發展。更嚴重的是，涉及賄選的當事人，包括買賣雙方、幫助買票的政黨工作人員、地方的樁腳，都是長期做惡，買票當選者更竊取權位，人格之卑劣，實為無恥之尤。但這種人卻為數不少，對社會整體價值的敗壞有巨大影響。買票當選者在案發前，甚至在案發後未定讞前，總是堅決否認。有時更顛倒黑白，聲稱遭到政治迫害，社會基本的善惡在這些人格卑劣者攪和下，幾乎蕩然無存。

為長期壟斷政權，國民黨縱容賄選成為政治惡習。在過去十多年間，國民黨領導階層也無意消除這種為害民主發展的惡習，更仰賴黑金茍涎殘喘，留下這個禍根。民進黨少數政客豢養人頭黨員，進行赤裸裸的買票，據說也有賄選當選公職者。高雄市議會事件可能只是問題的一部分，嚴懲這個賄選案的當事人，固然是在民氣可用下值得肯定的司法行動，但是要澈底根除賄選，顯然還需更多更積極的改革行動持續進行。

類似高雄市議會議長賄選疑案向來層出不窮，但檢調及審判單位從來很少能及時有效懲治。主要是因為司法不獨立，也就是司法制度和運作受到黨政機構所控制。國民黨執政時期，特別是最後幾年，也並不是不辦賄選這類的重大案件，但實際效果有限。例如，八年前的地方議會議長賄選案到目前還未定案

目前，司法機構的運作比較獨立，大體上不再受黨政機構操控，但是在制度和效能上卻仍然有所侷限，這種侷限來自於司法制度與運作依舊受到約制。也就是說，現行的司法制度在民進黨執政時期並未有根本的改變，檢調的運作改變可能會比較多一些，因為檢調機構都屬行政院法務部管轄。法務部在偵辦黑金政策上似乎比較積極，但是法務部，包括部長在內也不能干預案件的偵查和起訴。在審判方面，屬於司法院系統，當前的黨政機構完全無法影響。於是，高雄市議會案正是在考驗在不受黨政影響下，檢調審制度是否能有效運作。

值得注意的是，並不是黨政機構完全不能影響司法運作乃至制度。我們可以看到立法院對司法院預算審查，就要求司法院督導各級法院加速審判，同時以刪除某部分預算來加壓。更嚴重的是，國民黨因應高雄市議會事件，竟決定推動罷免議長的策略，後來又發現於法不合，就由國民黨立法院黨團以綁架總預算方式來推動修法。這都只是為了維護黨的利益，而不是真正要伸張正義。所幸，在輿論撻伐下，國民黨最後未能得逞。

高雄市議會賄選案有可能造成台灣民主制度與運作突破性的發展。但是如果最後仍然是雷聲大雨點小，經過漫長的偵查審判後，重要的嫌犯都無罪或受輕罰，或是多年後才定讞。那麼最近幾個月轟轟烈烈的檢調行動和輿論討伐也就只是一時的。假如是這樣，那一定是我們的司法制度和運作仍然相當老舊，必須要再加以翻修。換句話說，我們的民主體制和效能還不夠完備，還要持續不斷地有效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