飄萍原居民，寥落一千個春天

文/畢恆達（台灣大學婦女研究室研究員）
【中國時報】時論廣場
2000.03.04

三年前的三月四日凌晨，警衛戒備森嚴，突然間幾把無名大火相繼而起，台北市十四、十五號公園預定地上的建物於是在極短的時間內拆除完畢。原有的居民四散他方，原地則暫時規劃整修為簡易綠地公園至今。最近公園要開放規劃設計甄選，一份市政府的文件這樣描述拆遷前的景象：「密集之違章建築，形成一片髒亂，與四周地區高樓林立，商業繁榮景象形成強烈對比，致有『都市之瘤』等封號。」

回顧都市計劃史，這種使用疾病(disease)的隱喻以及衛生(hygiene)的論述經常可見。事實上隱藏在這種環境疾病或衛生論述的背後，實則是一種社會衛生(social hygiene)的論述。它反映了對於社會失序(social disorder)的恐懼(問題是誰來界定「失序」？)，然後利用都市更新的方式來驅逐所謂非我族類的移民或少數族裔。其實貧民窟並不如想像中的失序、道德瓦解、行為偏差，它只是呈現了不一樣的生活方式。而且如果不處理經濟、階級問題，僅是建築環境的更新也無法「改善」他們的生活處境。

這三年來台灣大學持續對幾十戶原居民進行追蹤訪談，瞭解拆遷事件對他們生活所產生的衝擊。過去有些人晚上睡覺懼怕失火、居住空間擁擠、家中沒有衛浴設備頗為不便是事實，但是過去夜不閉戶、人情味濃相互支持也是事實，現在則搬遷至空間較大、設備條件較好的居住空間。然而他們也從原有的地面水平生活空間轉變至垂直的公寓大樓空間。對於行動不便的人而言，過去只要坐在家門口就可以和巷道裡來來往往的鄰居攀談的情況，轉變成為孤立在公寓單元裡看電視、大眼瞪小眼的無聊窘境。一般來說，年輕人亟欲擺脫原有狹小的實質空間，老年人則懷念過去充滿人情味的生活空間。

拆遷也影響了他們維持生計的水平，而且越是低收入戶影響越大。以前只要勤勞一點很好討生活，有的擺個小攤、當公廁清潔工、幫人洗車、在餐廳洗碗、做資源回收，也容易在菜市場買到便宜的飯菜。拆遷之後，搬至陌生之地，有的失去原有工作、攤販推車沒有地面可以擺放、也沒有熟識的鄰居可以介紹各種打零工的機會。

公園預定地原有的社區是經由幾十年的時間有機慢慢發展成形，有一個緊密的鄰里支持網絡，拆遷之後，居民各奔東西，進入另一個陌生的環境之中。歷史、方言、生活方式、階級等差異，很不容易融入新的生活環境；而相處幾十年的厝邊，頓時四散各地，也很令人感到心酸。尤其是老年人，適應新的空間與人際關係要花費極大的能量。就有一位老先生遷至國宅，他的鄰居告訴我們：「他過世了，我們跟他都不熟呀！過世以後，我們聞到臭味才請人把門撬開。」就算這是極少數的個案，但是這樣的慘事，究竟是誰的責任？過去基於社區的關懷網絡，不必利用政府的福利資源就可以照顧弱勢戶，讓他們有起碼的生計與心理支持。但是這群人被迫遷往陌生孤立的空間，領了補償費又有何益？

三年前的拆遷最為住戶所詬病的是期限的短暫，他們被迫要在農曆過年的期間找房子、打包、搬家、安置神明，弄得年不像年，沒有足夠的時間找到最合適的房子，物品也無法好好的打包整理。尤其是三年來清除違建之後的公園裡，看不到公園的設計，卻只見花盆裡的花朵展露容顏，更令當時倉皇搬走的居民欷噓不已。他們也反應能不能在原地保留一個公共的地方，讓他們可以再回去跟老朋友聊天，至少有個可以遮風避雨的涼亭以及無障礙設施…

我們並不盲目歌頌違建的空間與生活，也不是反對開闢公園供市民使用，但是舊生活和新公園是否一定是互斥的？誰在當中獲利最多？是否造成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更重要的是，人並不是物品，他們也要基本的尊重，而不是被視為欲除之而後快的毒瘤。拆遷過去曾經發生，將來也還有，然而我們很少關心居民所受到的衝擊如何？如果沒有從這個事件中得到教訓、學習，那這個城市如何可能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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