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戒急用忍」與中國的「以商圍政」之兩難困境

黃黃偉峰  中研院歐美所副研究員

月前台灣在中國地主的蠻橫無禮的對待下黯然退出今年的「亞太經合會」（APEC），使得原已僵化的兩岸關係更是雪上加霜。然而兩岸似乎並無立即談判的可能。原因是中國的「優勢策略」（dominant strategy），即「以商圍政」策略似乎奏效而迫使台灣鬆綁「戒急用忍」政策，進而抬高姿態要求台灣承認「一中原則」，否則免談。另一方面，台灣雖然口頭鬆綁「戒急用忍」政策，但仍希望有效管理資金流入中國的總量。也期望兩岸加入「世貿組織」後可迫使中國談判。

可是筆者必須指出不論是台灣的「戒急用忍」政策，或是中國的「以商圍政」策略都有其兩難困境。「戒急用忍」的目標是正確的，但卻是自敗不可行的政策。原因在於政府與企業間的資訊不對稱關係。每個欲赴中國投資的企業之投資單位、項目、成本、風險、利潤，和地點等皆不是大有為政府可以完全掌握的。特別是目前國際資本流動既快速又隱密之下，稽查企業資金流向，即使不是不可能，也必須付出極大代價。因此儘管政府三申五令的警告，台灣資金輾轉流入中國市場者仍不盡其數。就連台塑之漳州電廠投資案也是透過美國控股公司為之，台灣政府無法可管。雖然目前傳漳州電廠投資虧損，但這並不表示「戒急用忍」是正確的。原因是投資本有風險，盈虧自由企業負責。難道中國政府得保證台塑賺錢才表示台灣的「戒急用忍」是錯誤嗎？同理，台灣政府自不能也無能對個別企業之海外投資負成敗責任。「戒急用忍」立意良善，但在資訊不對等下僅是個不可行的政策。政府如果真的要「戒急用忍」，則不妨學習新加坡的「蘇州計畫」。雖然「蘇州計畫」也失敗，但是新加坡政府卻能夠透過集體投資的行動，取得個別企業的投資細目資訊。因此固然「蘇州計畫」虧損，但我們卻發現新加坡廠商在蘇州工業區的投資總額僅占該工業區總投資額的十分之一。於是政府在掌握充裕資訊下，有效地管理了廠商投資流量。

諷刺的是台灣「戒急用忍」政策卻可能阻止了資金回流機制，蓋因違法赴中國投資者自不願因資金回流而曝露身份。另一方面，由於守法企業眼見中國市場商機逐漸流失，又不願開罪當局執政者，遂成為「大膽西進」的主要鼓吹者。於是中國「以商圍政」的策略有了著力點，因為「戒急用忍」真的戒住了親中國市場的聲音。雖然這股聲音不必然賣台，但至少與台灣現行政策相違。中國只要順水推舟，便能逼迫台灣當局放棄原本擁有的商業談判籌碼，進而要求「一國兩制」。有趣的是台灣新政府順應「國發會」共識已準備積極開放台灣企業赴中國投資，屆時「親中國市場」聲音是否隨資金外移而消聲匿跡則是值得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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