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研究的脈絡化：脫離【「本土化」vs「國際化」的思為方式

The contextualization of sociology studies: Beyond the Local vs Transnational mode of thinking.

張茂桂，2001/8/6  at the Launch of the Publication of Taiwanese Sociology, a Journal edited and published jointely by the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and t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Taiwan University

 Maukuei Chang

近來台灣掌管知識生產的組織或體系，如國科會、中研院、教育部、各大學的主事人，都提出人文社會科學需要「國際化」的問題。而這個國際化，主要是用「出版結果」來看的，就是是否要在國外期刊出版論文，或者出版專書的問題，並且用是否在國外一流期刊出版，當作一種學術品質（權威）的衡量方式。用來說明的理由，無非是「學術無國界」、或者「競爭必須國際化」、反對「關起門來做皇帝」、「井底蛙」之短視等問題。相對的就是本地的、在地的小規模讀者研究。

    「台灣社會學」期刊的出版，看來，有點逆勢操作，好像是一個強調「本土」研究、「本土」出版的逆流。好事者或帶者懷疑的眼光在問：你們這樣又何必辛苦？乾脆大家都用英文（主要的國際化語言吧？）出版，不就問題解決了嗎？

社會學的「國際化」vs「本土化」，是一個假問題。

    社會學在西方，是「啟蒙之子」（son of the enlightenment），在中國是西化與現代化的一部份，在台灣也不例外。最早在中國提倡社會學（群學）的，都是戊戌變法有關的新知識份子。如康有為、譚嗣同、章太炎、嚴復等，他們希望借社會學給中國帶來改革。而領導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十多年，哥倫比亞博士吳文藻，推廣田野研究、社會調查社會學的重要人物，也可以說是讓西方的社會學研究與思考方式，顛倒了宋明理學對於「社會」的看法，可說是在中國化生根的先行者。

    戰後台灣各大學成立社會系，和早期中國的社會學發展一樣，必須藉助歐美勢力。比如東海大學依賴美國基督教差會與傳教士的力量，台灣大學藉助了美國（國會撥款）的「亞洲基金會」的捐贈，分別成立社會系。而台大農推系也在美援會基金的贊助下成立，至於第一代練馬可、楊懋春、龍冠海、陳紹馨、郝繼隆等諸位先輩，也都不用說，是西方（或東洋）訓練的人物。雖然程度與關懷的題目不同，但他們所依賴的基本思維方式、研究語彙，本來就很難說是「本土生產的」，而是不同的西方思潮與個人的在地經驗，在「此時此刻」所激盪的產物。社會學一開始就沒有合不合本土的問題，而只有：是否能影響中國，影響台灣的發展、適不適用？能不能成為重要、有意義的知識生產的問題。

    所以，在台灣，當1970年代起，社會學不斷提問，如何將社會學知識與研究方法，「本土化」的問題，而提出的解答，就是「中國人的性格」、「社會學研究法本土化」這一類的普遍問題。當時的發展，是非常容易讓人理解的情形。這也可以說是社會學界最有反省思考能力的一個時代，也是對於對於單方面移植、不加思索借用外來的知識體系，知識工具，進行檢討的階段。

    但是這樣的知識活動，或者這樣的提問，有其侷限性：因為社會學在台灣的「本土化」，其實是和台灣社會的「現代化」、「工業化」一起進行的。而「現代化」與「工業化」，本來就是捲入「世界」（國際？）的一個過程。社會學如何可能本土化，而不和世界發展，當代的西方影響，發生關連性呢？一個正現代化中的本土社會，一個正處於流動、不斷自我改造的社會，如何界定自己的「本土性格」，又如何能將本土化和現代化對立起來呢？

    現在這一份期刊，依然充分顯示社會學的「外來」性格，甚至連所謂最「本土」的文章也都一樣，不論作者所引用書目以及書寫語言、陳述方式，機幾乎都不能脫離英語（歐語）社會學、最新或最近的研究、進而歐美哲學的影響，不論是啟蒙或者解構與後現代，都不言自喻。所以，真正的本土社會學，其實是不存在的。

社會學知識生產應該只有「脈絡性」的問題。而不是「本土」、「外來」，或者「本土」、「國際」對立的問題。去脈絡的社會學，只是漂浮的玄學。

    「脈絡性」是知識生產者必須反省面對，卻往往疏忽與不自覺的，其中一大類是「理所當然」的基本假設，如關於人性的普遍假設、關於現代化、全球化的不能避免假設，一類是受限於我族中心偏見、歷史文化制度習性（habitus）的影響，另一大類，則是關於自我（階級、種族、性別）利益的影響，這些都是知識生產的背景，有時候會被我們拿出來挑戰檢討，但大多數時候會被遺忘。

    社會學研究者，必須對於知識如何發生，一是知識形成的疊床縱時性的系譜（lineage），而不是對（西方？）社會學做一昧「去脈絡化」的假借、引用、跟隨，或者，進行高昂的「本地」對「西方」的教條主義批判。上面說的不是台灣社會學的特有問題，而是社會學的普遍問題：忘記脈絡化的問題。所以，這也不是本土或者非本土，國際或非國際的問題，比如ASR,AJS這兩份可以得「高分」的美國期刊，他們所出版的文章，經常也有這樣的去脈絡化的問題。社會學的生產，需要被時時提出檢視，不論用哪一種語言書寫，在哪一個國度或者期刊出版，這都是不能逃避的問題。

    目前各個學術行政組織所提的「國際化」問題，要避免化約成簡單的「知識輸出、在國際發表」的提問方式，這是組織發展的觀點，是資源分配有效性的看法，是形式主義的看法，認為形式可以保障實質的成果，而不是真正的學術觀點。知識不應該成一種可去脈絡化的產品，知識的生產過程也一樣，必須思考知識如何形成，是否「有意義性」、或者「有重要性」的真正實質問題，而不是是否在某某期刊發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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