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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前途要靠理性與良知
文/洪裕宏（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
尼克森於1960年的美國大選，以些微差距輸給甘迺迪。許多證據顯示選票計算有問題。當時共和黨的支持者要求尼克森提出重新驗票的請求，尼克森卻拒絕了是項建議，而選擇坦然接受敗選的結果。尼克森後來說明他當時不願要求重新驗票的理由在於：（一）重新驗票將使美國總統懸缺一年，美國承受不起這麼長的時間缺乏國家領袖；（二）此舉將傷害美國民主制度的形象，而影響世人追求民主之意願。尼克森說：「我的心要我重新驗票，但我的頭卻告訴我不能這麼做。」理性與良知讓尼克森放棄了個人與政黨私利，而選擇對國家整體最有益的作為。
尼克森後來雖然成為一個爭議性的總統，但當年他放棄重新驗票的心情與想法具有相當的啟示性。台灣民眾近日來被迫集體承受在野三黨的罷免鬧劇所帶來的痛苦。這個痛苦是那麼顯著且實質地危害到國家安全與經濟發展，卻未見三黨領袖對台灣民眾表達任何歉意。不僅僅是反罷免的民眾受到這個痛苦，即令是反對陳水扁政府的民眾也因陷入非理性的反扁情緒亢奮狀態而受害。整個社會因為罷免鬧劇而撕裂、受傷。這個事件充分反應了台灣社會仍處於前民主階段，民主政治的路仍走的跌跌撞撞，險象環生。
新政府執政初期經歷了政權首度轉移的動盪期。新手上路需要一段摸索與學習，在民主制度較成熟的國家也是普遍發生的現象。在台灣還有一個歐美國家所未曾遭遇過的問題：失去政權的在野三黨曾經是掌握國家機器達五十五年的泛國民黨勢力，對他們而言失去權力的日子真是不習慣。在野黨的調適問題比新政府的缺乏經驗問題恐怕還更嚴重。這是過去五個多月以來國內政壇動盪不安，政黨鬥爭近似「敵我」鬥爭的主要原因之一。台灣的前途險惡，內有變質的民主政治，外有中國的威逼與分化，政治人物若不能本著良知與理性問政，則台灣民眾遲早將難以避免亡國之痛。
最近的政爭雖然令人眼花撩亂，朝野政客一人一把號，其之所以發展成近似「敵我矛盾」的主要原因在於朝野對中國政策的不一致。如果沒有「統獨」矛盾，台灣的政黨鬥爭不致於如此慘烈，「核四」問題在政客眼中也許只是利益分配的再調整而已。因為存在「統獨」矛盾，在野政客才會將單純的能源政策問題無限擴大為總統罷免案。所謂「兩岸問題無可迴避」的說法更準確地來說應該是「國內統獨矛盾的問題無可迴避」。如果朝野均能秉持國家利益應優先於政黨利益，達成一致的國家認同共識，則「兩岸問題」就變成「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談判兩岸關係」的問題，朝野必定可以合作而一致對外
有良知、有理性的政治人物應該體認到台灣內部達成一致的國家認同才是解決兩岸問題的先決條件。否則朝野的「敵我鬥爭」只會繼續惡化，台灣民眾也將被迫選邊站，「統獨二分」的簡單邏輯將再毒害台灣社會。權謀政爭不息，社會民心動盪，其後果必導致經濟之崩潰，國家之淪亡。
一個健康的社會對任何議題都會形成一個光譜，各種不同的立場都得以自由地表達與推銷。以統獨議題為例，「急統」與「激獨」必然存在，不必擔憂，只要中間立場為大多數人所支持，社會即可安定。台灣十餘年來的民主發展已促成中間主流力量的成形。這個中間的主流價值即保持現狀，不統不獨的立場。然而雖言不統不獨，卻不能否定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國家的事實。這個命題應是朝野各黨可接受的共同國家認同理念。民進黨既已執政,
陳水扁是中華民國總統，自不應否定中華民國；而國民黨為中華民國的締造政黨，新、親兩黨則自命為孫中山信徒，如何可能否定中華民國?
朝野各黨應在這個一致的國家認同的基礎上，拋棄統獨矛盾，集朝野智慧共同解決兩岸問題。
文章一開始提到尼克森不願因追求個人或政黨的政治利益而弱化美國政府。政黨要競爭也要合作，政黨的矛盾絕非敵我的矛盾，尤其在與中國政府的談判上，更應該通力合作，以求談判的優勢。台灣的前景，包括經濟前景，繫於兩岸關係的穩定，而兩岸關係的穩定卻繫於國內朝野一致的國家認同與良性的政黨競爭。朝野政客別忘了政治人物的權力來自人民的選票，而台灣人民也要體認人民的墮落造成政客的濫權與腐敗。我們要向朝野政治人物呼籲，儘快形成對國家認同的共識。只有在一致的國家認同的前提下，兩岸問題與國家發展問題才有可能獲致有益於國家整體的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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