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司法審判權及於中國嗎？

文/余德慧（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教授）
【自由時報】

台灣文化是個很曖昧的名詞，但是經過最近十年的努力，大致上有個輪廓出現，但是在近年嘉年華會式的文化展演活動之後，我想，我們有理由懷疑，台灣文化其實面臨耗損，而不是成長，更不必說紮根。

具體言之，當各個族群以他們本身族群的文化作為地區文化的表彰，其實出現的新面目並不是豐富台灣文化，反而是更加的劃地自限，製造區隔，很可能會導至族群之間的敵意，甚至由於文化展演經費的不均分配，而導至族群內部的紛爭。換言之，台灣每辦一次族群文化展演，台灣的文化就耗損幾分。

對熱衷文化展演的主事者來說，無論是地方的社區文化營造，或是整體的文化政策，基本上都把握不住「文化傳承」與「文化轉化」之間的分際，以致文化展演淪為一種假性的文化傳承。

任何活生生的文化都不可能只有依靠文化傳承，而沒有文化轉化。單純的文化傳承只有博物館才看得到，也就是說，如果硬是要把所謂「祖先」的東西留下來，當作生活文化的表徵，基本上是與生活脫節的死物，因此，許多文化學者指出，傳統文化只能做創造性的轉化，才有可能將文化的特異氛圍保留下來。

台灣的文化工作政策卻陷於文化傳承的泥沼而不自知。它縱容各族群文化的工作者以自己血緣為標的，熱情地要發展自己的文化，事實上這不但只發展文化的空標籤，甚至還無端端製造族群劃地自限。真正的文化轉化完全不考慮那種血統的人來發展某族群文化，也不以族群血統或雄辯式的文化認同作為標的，而是只要是任何具有對某種文化歡喜悅納的人，都可以對該族群文化進行創生轉化。例如，中研院民族所的胡台麗是漢人，但她對排灣、泰雅或賽夏文化進行重新詮釋，或以「愛戀排灣笛」的電影文化，乃至指導任何對排灣有興趣的人進行巫宗教的採集，這都是文化轉化的工作，而如果訴諸文化傳承，要求排灣族進行傳統巫師祭儀，這是不可能的事，而且是一種想像的暴力。

由於社會對文化轉化普遍缺乏認識，再加上文化政策的執行被要求速效，使得整個台灣的文化政策充滿短視、無效、無根的漂浮感。一些較具水準的文化工作者開始向民間單位請求合作，準備透過市場機制做文化轉化，而不再向公部門或文化中心申請案子，而在反淘汰的情況，公部門文化單位只有繼續往下沈淪，尋找願意扮演這種無根文化作為的人合作，繼續在錯認之下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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