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社會基礎

李丁讚 (清華大學社會所教授兼台灣研究室召集人 澄社社員)

中國時報 2003年二月十一日 第十五版

近月來，台灣社會突然對各類型的社會或政治改革有了很多雜音。記得在一九八０、甚至在一九九０年代時，社會一片改革聲浪，從報章媒體到街頭示威等，到處都充滿者社會改革的希望和行動，改革者甚至還會承受各種鎮壓或恐嚇等，但是，大家卻都勇往直前，而且還甘之如飴。那真是一個理想主義的年代，大家有希望、有夢想，而且付之行動，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讓台灣更好。但是，最近一、兩年來，大家好像突然對改革失掉了興趣，甚至對改革產生反動，從教育改革、地方金融改革、台北市的里政改革到剛在進行中的媒體改革等等，我們都聽到很多反改革的聲音，這些聲音有些是利益的當事人，他/她們的既得利益因改革而受到威脅，這種反對是可以理解，也應該被允許。但讓人困惑的是，這些反改革聲音中，很多是所謂的高級知識份子，甚至是以前我們都很敬重的改革健將，為什麼幾年之間他/她們突然變成反動派了呢？

改革，要有社會基礎。民主社會中的任何改革如何沒有起碼的社會共識和社會支持，都是沒辦法成功的。一九八０和九０年代的社會改革之所以能成功，就是因為那時候整個社會對改革有起碼的共識。今天的情況就大不相同了，幾乎所有改革措施都會馬上被政治化。以教育改革為例，這明明是在民進黨執政以前就已經開始的政策，但在民進黨執政後，這個政策馬上被綠化。如果這是反對黨從在野的角度來質疑，這種反對是合理，甚至是應該的；它可以讓改革政策更完整，因為，政治的對立本來就是民主政治的本質。但台灣的問題是，我們在政黨的對立之上，沒有一個超然的公共領域和公共論述存在。從媒體、知識份子到社會大眾，我們都習慣以政黨、意識型態為認同，然後複製，而非超越政黨的對立。台灣社會的絕大部分人，包括知識份子在內，都沒有能力超越黨派和意識型態之爭，而給公共政策一個客觀、超然、專業的判斷和評價。其實，一九八、九０年代的政治對立，並不會比今天小。但是，我上面講過，政治對立是民主政治的本質，重要的是，我們的社會能不能超越政治。公共論述如果不能超越黨派之爭，社會共識就沒辦法形成。任何改革一旦失去了這個社會基礎，就很難推動，更別說成功了。這正是台灣當前各類型改革共同的結構性困境。

除了宏觀的結構性因素外，當前各類型政治或社會改革也出現了微關層次的問題。簡單地說，就是菁英主義或制度論的問題。大多數的改革者都以菁英的心態，認為改革就是制訂一些新的法律條文、或新的制度機構就可以了，而幾乎完全忽略改革對象或改革當事人的主觀意願或配合動機等。再以教育改革為例，整個教改的大方向雖然沒錯，但問題是，這些教改措施是由一群學術菁英所擬定，然後再強加在所謂的改革對象，也就是基層教師的身上。這種外加式的改革其實是很暴力的，老師們對教改的理念是否認同？教改理念的適用性是否得宜？執行的過程和細節是否周到等，舉凡這些問題都被忽視了，也難怪基層教師會有這麼大的反彈。其實，基層教師是教改的第一線的執行者，她/她們才是教改真正的主體。任何不包括她/他意見在內的教改理論，注定是不完整的。任何沒有她/他們主動配合的改革政策，也一定不會成功。但不幸的是，過去的教改竟然繞過這些第一線的工作者，也繞過包括家長在內的社會大眾的參與和論述，使得教改的理念失去了社會基礎，也構成了改革的困境，這是改革者本身要深切反省的。

改革，是社會發展的動力。一個不斷改革的社會，才能有夢和理想，也才能不斷進步。因此，社會大眾應該給任何積極進行改革的政府熱烈掌聲，這樣，改革才有社會基礎，也才有動力。尤其是知識份子，更應該超越政黨和意識型態的包袱，發出正義、公平和有專業基礎的聲音，來帶動社會的公共論述。媒體更應超越黨派之私，構築一個健全而有活力的公共領域，讓好的公共意見能夠滋長，並進而慢慢形成輿論，這是任何改革最重要的社會基礎。當然，改革者一定要拋棄菁英思維，嘗試以更開放的心胸和態度，讓社會大眾，尤其是改革的對象或當事人參與改革的過程，透過綿密而多層次的溝通和互動，讓改革的理念更完整，改革的步驟更周到，這樣，才能真正厚植改革的社會基礎，也才能讓社會大眾一起學習、成長，然後主動而積極地參與改革，這才是改革的最高的藝術所在，也是改革精神最極致的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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