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在選戰算計遊戲中的社會福利

張世雄 (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 澄社社員)

自由時報 2003年二月二十五日 第十五版

2004年的總統大選顯然已經提前開跑了。從被執政黨包裹化的200億「公共服務擴大就業方案」和500億「擴大公共建設方案」，到連宋配承諾要振興經濟來帶給台灣人民尊嚴與福祉的生活，都跳脫不了那種舊日獨尊經濟發展的國家政策模式。就在「全力救經濟」和「減少失業」的口號之間，社會福利的意義和功能被悄悄地簡化了、扭曲了或誤置了。這些包括「就業才是唯一的福利」、「福利只會造成依賴文化和不負責任」、或者「以發達(通常是低薪的)福利服務產業，來解決失業問題」。少福利負擔、多就業人口和高經濟成長，總是被共同地認定為昔日台灣經濟奇蹟的不二法門。

雖然當代國家政治民主化與國際經濟全球化的新興條件，早已把我們推離了早年依賴官僚威權主義的國家管理能力和冷戰的國際政治經濟結構機會間，湊巧交會的特定歷史有利位置，但是在經濟不景氣持續與失業問題日益惡化的苦日子裡，這種訴求於過去曾經產生作用的發展主義模式—甚至是企求以反民主的威權國家統治，來與魔鬼交換一個可以安定的經濟生活，得確是可以誘發出高度的懷舊情愁。「蔣經國現象」的一度發燒(如同那在大陸上發燒的「毛澤東現象」)，當然也是這種退化幼稚情結的一項外顯病徵。

令人訝異的是這種歷史的倒退心態，卻經常有著那進步的新穎包裝，特別是使用西洋來的各種舶來品。最是流行的，不外是那時時回味著十九世紀中葉英、美國家中的道德化的社區秩序，或是效率化的競爭市場。這種由被稱為新保守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兩種意識型態間，恣意(無視於其間的內在邏輯矛盾)組合而成的新右派，時而高倡對資本與財團的解除管制或配合支持，時而要求政府彈性化勞動條件，或積極管理福利的領受者和使用者及其個別行為。強化國家的全球競爭力要求，更給予當前一種不斷搖擺的務實主義者一個至高無上的政治經濟理由。

在這些有著新包裝的舊想法中，社會福利成了一個可以憑主觀意志來操控選票的彈性語意工具。近期主要的例子，當屬行政院為200億「公共服務擴大就業方案」提出的說帖。指涉著凱恩斯(Maynard Keynes)用來支持國家介入干預的著名理由：「長期我們都死了」，行政院將之轉化為用「債留子孫」的方式，來籌措短期經費，避免激怒現有納稅的選民。片面地引用著流行的社會資本論，強調對失業人口及其家庭生活的安定作用，除了可以減少犯罪的來源，還可以透過個人社會參與活動的維持，增進國民間彼此的相互合作和信賴關係的增進。

當然這說法一昧強調普遍性取向的信任關係和聯結性的社會資本。不過學理上一再證明，缺乏了人際間面對面互動產生的特殊取向信任和團體羈束性關係，似乎很難建立起來普遍性取向信任和聯結性社會資本產生所需要的人性動機；然而前者的過度強烈累積—只和自己相同的人一起參與共同的活動，卻總是會傷害到後者的形成和累積，且可能反因而陷入另一種反抗集體束縛和要求多元自由的個人主義困境。簡單的說，不是所有的市民社會參與活動，都有增進整體社會信任和合作關係的作用，反而是小團體和山頭主義的盛行和惡性爭奪。這反映在目前我國非營利組織間緊繃的資源競爭關係。

觀察地方行政機構對行政院所強制分配下來過多名額(要40給100)的倉皇反彈，更可以發現不過是為了配合「減少失業率」的短期性手段。而參與者心中更是清楚地預期到最多也只有一年的期限，如何產生什麼穩定感和合作信任。所謂「積極性的就業政策」，實質上只起著相當消極的作用。可預期的，為了選戰而喊出的「犯罪率零成長」適時也會如此泡製。縱使引用馬歇爾(Alfred Marshall)對經濟學家有所期待而說的一顆「溫暖的心、冷靜的腦」，但我們看到更多的是一顆只為選戰算計的心和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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