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委員會神話
–與其濫設「專家」委員會 不如讓專業真正發揮功能

石世豪 (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教授 澄社社員)

中國時報 2003年三月十二日 第十五版

影響台灣前途的三大因素是國際總體局勢、中國的政治、經濟與軍事威脅及台灣社會之意識形態分裂。前兩項操之在人，我們掌握的影響力相當小；後一項是台灣社會內部的問題，相當程度操之在己。然而得來不易的民主體制，尚未給我們甜美的果實，卻先帶來沒完沒了的朝野惡鬥，政府之施政效能因而大打折扣。人民期待政黨輪替可以一新耳目，政治清明，革除國民黨舊政府的積弊，但是改革美景似乎業已遙遠。這一切的癥結都在於台灣社會統獨意識形態的分裂。這個分裂在二○○四年總統大選「泛藍、泛綠對決」的架構下，將再度被擴大，台灣社會的內部矛盾將再被深化。
　 近日國親兩黨達成二○○四年總統大選合作之共識，所謂「連宋配」似已成形。國親兩黨的支持者無不歡欣鼓舞，咸信奪回政權之日已近。雖然這齣戲演下去將會面臨嚴重的國親兩黨權力重分配之難題，國親黨人似乎刻意避談這個足以摧毀國親兩黨總統大選合作的難題。對台灣人民來說，兩黨內部之權力分配問題是兩黨之家務事。影響台灣前途深遠的問題是國親合帶來之「藍綠對決」政治架構會導致什麼災難。
　 台灣的政治發展有其特殊之歷史脈絡，與歐美國家的政治經驗往往有所落差。例如，有些政論家常評論說目前雙首長制的憲政架構是亂源。其實深層亂源在台灣社會的統獨意識形態分裂，在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之對立，在外省人與本省人之對立。意識形態之分裂與對立使台灣人民的國家認同錯亂，這才是台灣做為一個國家最大的危機。
　 「藍綠對決」常被解釋為兩黨政治之雛形。如果美國式的兩黨政治可以在台灣落實，也是台灣人民之福。但真相是「藍綠對決」不會帶來兩黨政治，只會帶來「統獨對決」。藍綠雙方都相互譴責對方挑撥族群對立，殊不知「藍綠對決」之架構就是「族群對立」的架構。
　 從這個角度來看國親合作，就不難理解為何「連宋合」將會為台灣帶來災難。一個比較能弱化族群對立的政治架構反而是目前國、親、民三黨鼎立之架構。國民黨代表親中國派，民進黨代表台灣本土，而親民黨則定位在兩黨之間的中間路線。親民黨扮演槓桿平衡作用。因為三黨均不過半，將來之政府勢必採取聯合政府模式，一起治國，共同負責。在此架構下，國家政策之擬定與政府之施政比較能跳脫「統獨對決」之意識形態干擾。目前在野二黨食髓知味，一味扯政府後腿之惡鬥模式，其實也是立基在「統獨對決」之思維架構。在野黨不信任政府，認為民進黨就是台獨黨，政府做得好，台獨就壯大。為了弱化台獨，不惜癱瘓政府，讓政府一事無成，以便在二○○四年大選誘導選民拉下執政黨。
「連宋配」會帶來「藍綠對決」，情勢已十分明朗。從政者要有良心，好好問問自己，「藍綠對決」果真是「兩黨政治」的實現嗎？抑或只會加深統獨意識形態之對立？「連宋」代表舊勢力與舊政府，該為過去舊政府負責。國親兩黨內年輕、形象與能力俱佳，且不必背負過去施政責任的人才相當多，能否在此次總統大選中脫穎而出？問「牛肉在哪裡？」其實沒有問對問題。我們應該問的是：人民如何藉二○○四年總統大選，告訴各黨政客，台灣未來的路應該怎麼走？只有一條路很清楚：我們不要「藍綠對決」，不要「族群對立」，我們要簡單、直接、一致的國家認同。 日前，立委揭發台灣高鐵主結構樑柱出現龜裂、鋼筋外露現象；事涉公共安全與政府委外工程品管問題，對於民意代表為民耳目、為民喉舌的努力，固然應予肯定。然而，該名立委要求行政院立即邀集土木、電機專家組成「台灣高鐵監督驗收委員會」嚴格監控高鐵施工品質的解決方案，卻又不脫國內慣見的委員會「萬能」神話。回顧歷來有關新設各式委員會的政治主張，類此在政府組織內任意植入「異物」的「科幻」觀點，竟又充斥於朝野政治人物之間。值此政府組織再造、公部門板塊移動之際，各項財政預算、公務員人力及政府職能勢必隨之大幅重組；倘若任由委員會「萬能」神話作祟，則政府機關疊床架屋、相互掣肘還算事小，一旦波及公部門整體效能、錯失國際競爭時機，後果將再沒有人可以一笑置之。
以國內問題叢生又牽涉廣遠的通訊、資訊及傳播相關事務為例，舉凡科技匯流、跨業經營、競爭規範、普及近用、內容規範，以及，相關產業發展能否帶動社會多元化、提升公民參與能量等關鍵議題，行政及立法部門均未能充分釐清之前，就急於催生「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權充所有問題的「萬能」解答，「病急亂投醫」的輕率程度猶勝於「先射箭再畫靶」。姑且不論國內各種委員會運作實務上，政治任命及黨派分贓的陰魂不散、非關機關職掌的外行「專家」及假「專家」充斥其間，兼差「專家」無法深入問題核心、而過度政治化的專職「專家」又太容易配合既定政策；其實，委員會的組織形式原就存在不少內在限制，例如：政治責任不清、決策理由不明，在黑箱作業的不透明程序中，甚至連委員們所出身的專業團體也未必能發揮專業「品管」作用。
當然，真正由專家所組成的專業委員會，也有其運作之所以成功的基本條件。例如：在國際上折服新加坡航空的飛安會鑑定報告，所仰仗者除了「超然獨立」的抽象組織概念之外，更在於確鑿的證據資料與經得起專業考驗的嚴格判定程序。以飛安會這種個案鑑定的準司法化操作流程而言，其組織功能就無法包山包海，「順便」決定國際機場是否及應於何地新建，以及，民航業應否聯合減班以提高票價、謀取業者共存利基等涉及價值選擇與利害妥協的政策議題，否則，其專業判斷品質與公信力勢必在各方角力之際磨耗殆盡。反之，倘若自始就為了處理牽涉價值選擇與利害妥協的複雜政策議題，特別組成一個常設性、擁有廣泛監督及干預權限的「專家」委員會，以台灣特有的侍從關係背景看來，恐怕很難預留一片沒有政治污染的專業空間。
讓我們回過頭來，再看所謂「尊重專業」的現代理性主義思想：它不但不應該淪為政界所謂「官大學問大」的學界翻版；其核心精神所在的「專業主義」內涵，更不能等同於敦請當紅學者或所謂圈內大老為政策背書。專業意見之所以可貴、足以成為公共政策參考或依循的指標，在於專家只針對嚴格界定的有限問題，進行完整而深入的專業分析，並且必須接受本身所屬專業團體的高標準專業批判。要取得這樣的專業意見，坦白說，透過適當的諮詢或鑑定程序、提供充分的資訊與軟硬體資源，遠比邀請「專家」當官來為其見解「加持」更為直接而有效。至於政治問題或國家發展方向等重大公共政策議題，原本就不是所謂「專家」的專門領域，自然應該回歸民主與法治常軌，讓所有公民共同參與負責任的未來建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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