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浪潮下的大反挫

顧忠華 (政大社會系教授 澄社社長)

中國時報 2003年五月六日 第十五版

人類的文明似乎與風險脫不了關係，不管文明多麼進步，風險總是如影隨形，而且以各種出乎人們意料的方式「偷襲」著文明。最近SARS疫情不斷昇高，使得台灣面臨了前所未有的集體恐慌情境，這種種「不知會不會被感染」、「相關資訊錯亂矛盾」、「日常生活方寸大亂」的狀況，即令我回憶起在德國突逢蘇聯車諾堡核災事件的切身經驗。

當德國民眾從媒體得知，烏克蘭核能電廠大爆炸所洩露出來的幅射塵會散落境內，並且可能對人體健康造成損害，頓時陷入驚慌，其人心惶惶的程度，比起SARS引發的焦慮，可說有過之而無不及。不少城市被測出落塵量異常，罐頭食品馬上被搶購一空，居民不敢出門，也有點像台灣目前各種社會交往和消費活動驟減的景像，人人自保為先，甚至有些歐洲人以為「世界末日」已經到來。

車諾堡事件象徵了高科技本身蘊含著不確定的「高風險」，包括SARS在內的各種傳染病症則是另一類極具威脅的風險，兩者都對人類的精神和物質文明有十分直接的衝擊。德國社會學家貝克 (U. Beck) 在《風險社會》一書中指出，現代社會的風險「遲早會吞噬它獲利的部份」，因為風險往往有一種「迴飛棒」效應，並突破階級的分配邏輯：即使有錢和有權的人，在風險面前也一樣不安全。

貝克認為，現代的文明人習慣「擁有」財富，但面對風險時只能集體去「承受」，風險以另一種「文明」的方式平均分配，而知識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風險認知和風險評估都是以風險知識為基礎，風險溝通和危機處理則被賦予了一種新的政治意涵。舉SARS的例子來說，在病毒感染途徑尚未被完全確認之前，台灣的民眾很容易感覺「草木皆兵」，居家隔離者也很難避免被「污名化」，雖然不少防疫措施可能是過度的反應，但是在既有知識無法保証安全的情況下，「風險理性」意味著某種更「全方位」的自我救濟，專家說詞和各種道聽塗說都成為了行為的依據，至於有多少效果，好像只能聽天由命了。

不過，不同類型的風險也會引發不同的社會反應，有些打破了階級、國界的藩籬，有些卻又製造出新的屏障與不平等。譬如SARS似乎增強了對內的「社會排除」，將遊民、大陸移民、AIDS患者貼上了高危險群的標籤；另一方面，如果要阻絕所有境外可能移入的病毒，台灣或許不只要「封院」，甚至得「封島」，形成全球化浪潮下的最大「反挫」。

我們也可以觀察到，風險影響範圍愈大，其衍生的政治效應愈不可測，台灣、香港和中國大陸都出現類似的發展：執政者若能成功對抗疫情，將可以證明其領導能力，有助於穩固權威，但假使抗疫表現不佳，其執政的正當性將遭到質疑，甚至在大陸還可能產生動搖政權的危機。當然，台灣的情形說不定更複雜些，因為疫情是從台北市開始失控，究竟這要歸責到中央還是地方政府，顯然會成為「風險政治」的較勁焦點。

在一片風聲鶴唳之下，唯一可稍加告慰的，是風險永遠存在著雙面性，除了破壞性的那一面之外，風險也擴大了人類對於「責任」的理解與重視。人類不只得深切反省現代文明在製造、傳播、預防、控制風險上的機制是否合理，在群己關係上亦必須加深相互的「責任倫理」，使得文明仍有足夠的力量來克服無知與恐懼，讓社會運作的軌道重新回到「正常」途徑。就此而言，若SARS讓台灣人發現任何一個人「不負責任」的可怕後果，從而加強了「自律」意識，或許算得上是風險帶來的機會教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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