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 卻是典型悲劇

張世雄(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 澄社社員)

中國時報 2003年五月二十日 第十五版 時論廣場

當前正肆虐台灣地區、重創台北縣市的非典型呼吸道症候群，凸顯了我們所面臨的現代經濟學的典型悲劇(Typical Tragedy in Economics)。這種集體化的近利短視和驕縱自滿所造成的種種非理性資源配置和決策，難以窮盡。醫院或百貨業在維持業績的壓力下，理性選擇隱匿疫情的嚴重性；堆積如山的土洋口罩，卻無法在市場上買到一個；疫情緊迫到各地拉警報，才發現公共衛生系統和醫學院早已搭上醫療市場化列車，放棄了不賺錢的防疫體系(還有醫院分級和醫藥分業)；地方社區對政府作為的高度不信任，只是激勵了集體在地的自衛性排外抗爭；當我們緊急需要有效動員的政府組織時，才看到總是高倡企業化經營的政府團隊一再地顯得無心、無能和無力。由於病因是來自過去經濟成長後的自滿和追逐短期競爭力的心態，姑且稱為「典型的自作孽(T-Tie)症候群」。

從利潤極大化和資本累積的個別佔有慾望出發，現代市場社會並不假定人們會有愛心或善心去從事勞動生產和買賣交易。也就是說，不賺錢的或是利益無法由自己獨享的事業，終將被消費者至上的市場機制所淘汰。但這樣一來，有許多對集體生存非常重要的事物和價值，就無法在高度個人主義的市場社會中產生。因此經濟學家們提出公共財理論來說明政府的職責和功能，如較早的國防和治安。隨後，制度經濟學者指出個體自利活動對生態環境破壞造成的共同悲劇，凱恩斯則發現自由放任的市場機制，導致社會投資的不足、有效需求的萎縮和缺乏就業機會的大量失業後果。這些典型的共同悲劇導源自缺乏短期消費者需求或沒有賺頭的事，就會沒有人要做。政府職責之一是藉由管制性干預，調整和改變市場的誘因結構，來減少共同悲劇發生的可能。

難題是如何決定什麼才是重要的和須要被保護的事物。防疫事務有時是重要的，特別是在瘟疫流行的年代裡。然而一旦人們暫時找到了因應瘟疫的有效辦法(如疫苗)，且在相當長的時段中沒有受到傳染病的威脅，就因自滿和沒有明顯的利益可圖，而遭到市場配置機制所忽略。連戰先生最近不斷透過宣傳廣告說「這是一場看不到敵人的戰爭」，卻看不到真正的敵人就是自己：經濟成長下的自滿政黨和富裕階級。由他們政黨所推動的「經濟成長才是唯一的國家職責」起，開啟了台灣這段經濟學典型悲劇症的不幸病程。要我們「不要忘記把愛散播出去」，只會是種推卸責任的風涼話(lip service)。然而將這場典型悲劇推上高峰的，卻是由專業階級組成的新政府(選舉)團隊，及其重視短期績效監控的新管理主義意識型態和「不要在我任期內」的責任轉移行為(每四年改選的惡果之一)。他們是國家企業化和政治消費化的執行者，市場也成為決定事務重要與否的唯一標準。

相對於資本階級和經理階級獨佔優勢的工業社會，以社會改革為運動號召的專業階級則在後工業社會中取得了政治和文化資源，成為勞動階級和劣勢群體尋求正義和保障的代理人。然而就在專業階級取得政治和經濟相當優勢之時，其利益結構轉為維護既得的優勢，因此開始和資本階級與經理階級妥協結合成為新的社會經濟利益集團(即新中間路線)，從而與福利和社會改革分道揚鑣。階級利益重組的結果，是政府部門的去公共化、企業化和市場化，並轉由大眾承擔倍增的規費、罰款和公債，去填補為企業/富人減稅留下的鉅大財政赤字。缺乏集體命運的承認和互信，面對經濟學典型悲劇時當然是無心：擔心影響個人利益，還不如讓別人去負責；無能：不賺錢的專業人力早被淘汰轉型，對暴利行為也無從干預；和無力：除了自我標榜和相互指責外，不知道怎麼合作協調。

這種經濟學的典型悲劇症，當然不只出現在「非典型呼吸道症候群」風暴中。從教育到研究部會推動的教育改革、「卓越計畫」和研究績效管理，將專業知識的生產與消費過程徹底地納入市場消費、競爭機制和高度量化的知識管理權力體系中。知識經濟化的悲劇作用是扭曲經濟奇蹟的引擎：階級機會平等和義務的提供，投資重要但缺乏市場價值的專業知能。經建部門對社會福利的污名化和勞動環境的去管制化，嚴重地損害了台灣從事全球競爭所需要的基本「安居樂業」條件。誰會是下一波典型自作孽症候群的犧牲者呢？以「消費者至上」的新管理主義意識型態打壓和取代原有「社會改革」理念的新政府，是否也將被其塑造的消費選民所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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