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社會 指日可待？

畢恆達(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 澄社社員)

中國時報 2003年六月七日 第十五版 時論廣場

最近立法院封殺行政院所提出的刪除戶籍法第八條：「請領國民身分證應捺指紋並錄存」的提案；部分立法委員並支持建立全民指紋資料庫，以提高治安維護及防範犯罪的成效。而走在台北市的街頭，迎面可見愈來愈多「本里24小時錄影監視中」「本處監視防盜系統與警局連線監控中」的標誌。不論是全民指紋建檔或者廣設監視器，都是邁向「監視社會」的作法，都攸關人民的權益福祉甚鉅。此種政策，固然有其利弊得失，然而其缺少公共論壇，人民漠不關心，倒是讓人覺得訝異。
台灣的治安難道已經敗壞到人人自危，以致於改善治安成為一把尚方寶劍、無往而不利。治安與人權，我們只能二選一嗎？身為一個市民，為甚麼不能要求一個享有人權、又能保障人身安全的生活環境？當我們提出「願意犧牲一點人權來換取安全」的提問時，其實已經預設了人權與安全二者必然是矛盾而不可得兼。改善治安沒有其他更有想像力、更為人性的作法嗎？
許多人認為我又沒有做壞事為甚麼怕監視器、我又不是壞人為甚麼怕指紋建檔。甚至還有人說，只有做壞事的歹徒才會反對監視器。按照這種推理，那是不是只有歹徒才會反對鞭刑、反對死刑呢？也有立法委員說，所謂人權是保障「好人」的人權，這比保障壞人的人權更為重要。原來，他們認為壞人並不是人，所以不該享有人權。
只是好壞又是如何、由誰定義呢？游民、跨性別者是壞人嗎？為甚麼大家不斷對之加以污名？連勇敢對抗SARS病毒，並且痊癒的人，都還要遭受鄰居異樣的眼光，避之唯恐不及。同樣地，那甚麼又是壞事呢？
指紋建檔與設置監視器，必須花費很大的成本。例如，永和市的監視器預算是三千萬元，還不包括持續的營運與維護費用。全國蒐錄指紋、換發新式國民身份證的總經費約十二億元。如果將設置監視器與指紋建檔的人力經費，用來增加就業機會、減少貧窮人口、訓練更多的女性警員、加強社區的義工巡邏等，也許對於治安改善會有更大的助益。
監視器與指紋建檔的功效，其實受到媒體的誇大。只要有一件重大刑案因為監視錄影帶或指紋而破案，就會受到電視與平面媒體的關注與報導；然而就整體刑案破案紀錄，其中監視器與指紋扮演關鍵角色的比例究竟有多大，其實我們並不知道。
監視器與指紋建檔可以改善治安、交通，協尋失蹤人口等，這麼正面的理由，很少人敢於反對；結果也就很難去詰問其中壓制與正常化(normalization)的面向，亦即討論它所可能付出的代價。資訊的流通經常是不對等的：有權力的人，監視沒有權力的人；「正常」人監視「不正常」的人；男人監視女人。如果沒有經過人們討論的政治過程，沒有建立一套管理資訊的規範，則所謂安全或受到監視，會因為階級、種族、性別與年齡而呈顯不均衡的分佈。如果沒有明確的規範，只要有接近資訊權力的人，都可以擁有像壹週刊記者同樣的能力，去拼湊他人的行動軌跡。
事實上，我們往往只注重維持社會秩序的技術，卻不討論真正能分析解決社會問題根源的政策；過度依賴高科技，卻忽略了人性的尊重與提升。科技一方面應該為人所用，一方面科技本身已經預設某種社會機制。正如核能發電一樣，指紋建檔也同樣預設了集權控制；選擇一種特定技術，其實已經同時選擇了一種相應的社會互動。在我們的社會還沒有變成全然的「透明社會」之前，也許應該有更多更深的公共辯論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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