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 危機與轉機：自由與自律

王國羽(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副教授 澄社社員)

自由時報 2003年六月十一日 第十五版 澄社評論

SARS不同於我們過去十年台灣所面對的各種災難與問題；它最大的敵人不是病毒本身而是所有人民。任何人，無論你的政治立場、信仰、性別、年齡、居住地點、職業、教育程度等等，各種社會科學的人口變項可以含括特質的任何人，都有機會可能被影響而不自知。它不同於九二一震災，有個具體可見的地理範圍，它也不同於風災，事先可以得知可能的影響時間與地點（如果預報準確的話）。面對這樣特質的新風險，考驗的是社會既有的反應方式，包括人民與政府。面對新型的疾病風險，由社會政策的角度觀察社會與政府應對新的疾病風險的方式本文重點。

個人層次；有效防範疾病傳播的方式是確實實施隔離，只有阻斷病毒擴散的途徑，這個疾病就有可能被控制。能自我節制的個人或公民，成為這場看不見敵人的戰爭中唯一致勝的有效武器。那我們來看看自己同胞，如果在高速公路開車，走找零車道，往往會看到車子主人付費拿了收據之後，隨手將收據往車外丟，這些收據像葉子般累積在收費站，第二輛車經過時，帶起這些人為垃圾的飛舞。或有空看看路旁，各種垃圾包括飲料空盒、面紙、果皮等四處都是。這些平常時就無所不在的東西，當水災來時，成為影響道路排水造成水患的主因。我們國民日常行為習性，將個人不要的東西往公共場域丟棄，久而久之，公共場域的道路、排水溝等成為社會最大的開放垃圾場。

面對新的疾病風險，這種隨意行之的行為成為使自己與他人受害的來源。不受既有社會規範約束的個人行為特質，面對新的疾病風險，個人感受的是自身習以為常所謂『個人自由』受到約束。在以往社會愈來愈多的個人，以享有個人自由為名，未考慮自己的行為對他人或社會所造成的看得見與看不見的後果時，自由成為我們原諒自己行為的最佳且最有效的藉口。這些在平時就應克制的行為與舉措，非常時期要改變當然非常困難。因此，當社會為預防疾病擴散，需要限制個人的行動之時，考驗的是我們的自制力與自律。居家隔離成為必要的對抗疾病擴散的方式，可是由人民對這項政策的反應，可看出民眾對這項措施的不習慣卻非遵守不可的反應。

居家隔離的民眾，犧牲的是自己短暫的行動自由，但是換來的是社會整體免於疾病感染與擴散的保障。面對不同於以往的疾病風險，當社會整體的福祉高於個人時，犧牲或暫時的限制個人的自由將是必要的手段。個人彼此間對自我行為的控制與學習尊重他人，這是西方典型個人自由主義推論與存在的開始。先不論，自由主義發展的不同派別與立場，自由的前提是那個具有自由意志的個體，知道自由的可貴，學習在『自律』的前提下，尊重他人的自由權利，這種態度與習性成為社會互動與制度的基礎。如果我們社會在SARS教訓後，能學習到個人自由並不等於隨性與任意的行為，而保障個人最大的自由，奠基於尊重他人與自律，那麼我們社會整體進步的轉機才會到來。換句話說，是我們社會學習個人自由的另一個條件：自律的必要性。

政府層次，疾病出現初期，所定的政策與執行策略過於樂觀與輕忽，導致疾病擴散開後，人民看到的是準備不足的現況；醫療體制、衛生行政等都欠缺準備與裝備。更不幸的是，政府將這次疾病的控制，過度集中焦點在我們不是世界衛生組織成員的論述架構下向世界推銷，而不反省整個過程所顯示出，政府內部面對新疾病風險的危機管理不足。政府的權力來自百姓的交付，善用這個權力，事先預備，事情發生時負責任的扛起應有的責任。先進國家進步的地方是有權者知道自由的可貴，愈有權力的位置，自由愈少，限制愈多。趁這次機會，反省我們社會出了怎樣的問題，在我們享受自由權利之時，最重要的前提是自律與尊重別人，學習如何與SARS共同生活，改變輕忽、隨性、散漫的做事方法，看到無辜的生命可能因為自己的輕忽而喪命，是這次事件中告訴我們每個人與別人之間都是有關聯的，哪麼我們才有可能看到轉機。政府層次的反省與再造更形迫切，這樣新的疾病風險，在以後只會更多，政府的危機應變不夠迅速，管理協調能力不夠，欠缺吸收與學習新的社會風險管理能力，都是未來可以改革的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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