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面突破害死台灣的教育政策

余德慧 (東華大學教授 澄社社員)

自由時報 2003年十二月一日 第十五版 澄社評論

如果台灣的教育政策愈來愈謹守它的「本分」，努力發展教育改革、決策進入一百大的教育資源分配，那麼不到十年，教育的終端利益必然被淘空，蕩然無存。
這話怎麼說 ？
教育政策本身的利益者絕非教育本體，而是它的終點--亦即朝向經建、商業發展、文化厚植、社會良習、個人品德等終端目的，而不是產生「世界一百大」、「教育鬆綁」等過程性的東西，這些過程性的事務只是落實終點利益的一個手段，而手段是隨著理性的考量、現實的原則而改變，但教育的終端目標卻是不可改變的。
因此，任何教育政策都不能是「獨立自主」地獨斷其行，在教育政策的前後，必須有經建系統來規劃人才政策，有文化系統來規劃文化厚植政策，有社政系統規劃其社會習性政策。原本台灣教育還謹守著相互關連的分工，但教育部幾經科技菁英擔任政策影響人物之後，其獨立自主的傾向愈加明顯，以教育本體作為其己身利益目標的惡質現象猖狂崛起。
以進入一百大為例。這是道地的教育「自主」的決策，表面上進入一百大可以發揮台灣學術火車頭的位置，也可以因此吸收更多的人才與資源，讓台灣的高教進入良性循環，並使得高技得以超升，以免因循時日，讓各大學平庸化，無法發揮朝新世紀「迎上前去」的目標。
這個利益我們想像得見，但若想單面化地落實，例如，教育部準備砸大錢來做這件事，可能會鑄成大錯；我們想問的是，砸這大錢固然滿足了台灣頂尖名校的資源收納，可是卻把台灣的其他方面，如教育資源分配的後遺症、文化生產結構的破壞等留給子孫。例如，某名校一心一意追求卓越，朝世界尖端的期刊發表，並名滿世界，然而「名滿世界」並不等於經濟實利，反而可能是大國的技術附庸，我們可以尖端地發展單點突破的東西，卻很可能無能轉為實利。這種可能性非常大，因為如果是關鍵技術，大國一定傾其國力努力發展，不會有好康的讓邊陲小國異軍突起，如果台灣做得好，大國也會以厚利相誘，將關鍵學者或研究人員引入大國，而該人才以周邊系統搭配的利益來說，也不會留在台灣。因此，冀想以台灣學術的頂尖突破，絕對不是好政策。
其次，研究與教學即使不衝突，也有所偏向，如果為了「成為名校」，校方當局用盡各種紅蘿蔔與棒子，驅使它的學者成為「期刊生產好手」，而卻無法使這些社會菁英將他們的知識下放，結果只有少數學生受利，國家整體損失更加慘烈。我們過去會出現國小與國中教育斷層，高中與大學教育斷層，大學與研究所教育斷層，除課程銜接的問題之外，文化各階層的菁英沒有出版足夠質量的及時知識與知能有密切關係。台灣的出版界為彌補這個缺口，大量以翻譯的書籍來減低當代知識與普羅階級的差距，但這相當不夠，一方面，往下流動的知識若是沒有透過各文化階層的知識生產者的詮釋與再詮釋，很難有真切的體會與影響力，何況許多譯本令讀者望而卻步，不是譯名難以捉摸，要不就是譯錯、錯譯，令人不忍卒讀，而教育評鑑單位又在研究本位的政策，壓抑學者去做文化厚植的工作，以致我們的文化新陳代謝非常緩慢，人們可能還在消費六十年代的智能型態的知識，更糟的是，專家進入偏狹的專業知識，以井觀天，以專業之偏狹而成為無知的有知識者，也是令人扼腕的事。
因此，我們寧可教育政策均衡一點，也不敢輕易投注單方面的教育政策，如果「一百大」的片面性會造成「害己利他」的毫無利益可言的計畫，最好能重新檢討，另謀他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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