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時報 2002年九月九日 第十五版 自由廣場 如何改革台灣的醫療健保問題 鄭泰安 多年以來，台灣民眾的求醫行為以「無政府狀態」來形容最為貼切，一個人有了大大小小的不適，可以隨他的意思去尋求民俗醫療、中醫、診所、地區綜合醫院、省市立醫院、甚至醫學中心的大教授診治，而且往往同時看不只一家，吞一堆藥。這種現象在實施健保之後並沒有多少改變，「小病看大醫院」仍然十分普遍，健保制度對此並無有效的對策。 落實轉診是健保制度成敗的關鍵之一，然而台灣的傳統醫療文化沒有轉診的習慣，這不是靠法令規章就可以改變的，只能夠耐心地透過民眾衛生教育宣導，再加上醫學中心與基層醫師經由溝通而建立起有效的、相互信賴的轉診制度之後，才可能逐漸取得民眾對於「小病看小醫院、大病經由轉診看大醫院」的醫療品質之信賴，從而接受它。目前醫學中心與基層醫師的關係已經缺乏相互的信賴，甚至有搶病患、彼此對立的現象。 西方先進國家的轉診制度是他們的傳統醫療文化，民眾有不適先看家庭醫師，若病情不小，需要醫學中心的專科醫師診治，則由家庭醫師轉診。此時家庭醫師的秘書會先聯絡醫學中心的專科醫師，安排好預約就診時間，家庭醫師同時準備好一份病情摘要，交由病人就診時交給專科醫師參考。專科醫師診治之後，判定病人的病情需要繼續在醫學中心醫治一段時間，或是可以轉回給家庭醫師處置，然後回覆家庭醫師。當病人的「大病」已經痊癒，或是病情已經穩定而不需要專科醫師繼續照顧時，他就會被轉回給家庭醫師照顧。在這一種醫療照護體系之下，專科醫師與家庭醫師是分工合作的關係，病患的利益不會因為他們彼此對立 (像台灣) 而被犧牲。 上述轉診制度在台灣絕不可能一蹴可及，因為它涉及一個嶄新的醫療文化之建立，需要大家一起想辦法來摸索嘗試 (創意)。譬如說，也許可以嘗試「醫學中心責任區」的構想，由醫學中心與它的責任區內的家庭醫師溝通、討論，建立類似上述西方國家的轉診制度。 但是健保制度成敗的另一個關鍵倒是可以在較短時間內予以有效改善，並且顯著地減少健保財政的龐大支出，這個問題就是「管理上」的沉痾，包括屢被提到的諸如藥價黑洞、濫用 (不必要的、重覆的) 檢驗、濫用藥品、大財團醫院吃錢、地方政府積欠保費等等）。這些沉痾與背後的政治、民代特權、經濟利益形成的「共犯結構」糾纏在一起，不易動刀割除，反而越來越坐大。而病患在不同醫院之間轉換就醫時，前面的病歷資料、處方與檢驗結果無法經由迅速有效的健保電腦網路連線傳送到後面的醫院，也是重覆檢驗、藥品濫用的主因之一。當醫療體系的不當利潤已經成為保險體系的成本負擔，由守法的人民在背負時，醫療福利的精神已經變質，社會正義也飽受摧殘矣! 要割除上述健保毒瘤，還給社會民眾一個正義，首先得看扁政府、游內閣是否下了決心 (選票會不會流失啊)；其次要看「游內閣」能否找到一個稱職的衛生署長，這位署長不但瞭解國內醫療問題、熟悉行政體系與立法院運作、並且還要堅守社會正義而沒有名利心、沒有來自醫界與衛生行政部門的包袱 (人情與利益衝突)、能夠鐵腕面對特權、不怕因為擋人財路而被恐嚇迫害。相信此時此刻，一個有絕對的改革魄力與決心的衛生署長，配合理念正確的民間團體（如醫改會），才有可能根本解決上述健保管理問題。最近有人提倡「醫學中心自律自省」，十分天真，恐怕是與醫學中心淵源深厚，動不了它們的衛生官員所發出的、無可奈何的呼喊吧?! 難道他閉上了眼，看不到醫學中心和大財團醫院如今是多麼拼命地增加門診診次、施壓主治醫師多看病人、多替醫院賺錢，而教學研究早已擺一邊? 當政府高官、中央民代可以享受醫療特權時，他們看得到所有這一切台灣的醫療健保與醫學教育問題 (危機) 嗎?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研究所研究員，澄社社員)